大收藏家张伯驹是周口先贤。谈及张伯驹,近代画家刘海粟说:“从他广袤的心胸,涌出了四条河流,那便是书画鉴藏、诗词、戏曲和书法。四种姊妹艺术互相沟通,又各具性格。堪称京华老名士,艺苑真学人。”张伯驹为中华优秀文化传承做出了特殊贡献,曾被赞为“百代高标,千秋丛碧”。

忆及张伯驹,其妻潘素写道:“当时人称伯驹有三痴:一、鉴定古文物字画;二、写诗词作画;三、对戏剧的爱好。”红学泰斗周汝昌论述晏几道其人其词,谈到前人所论晏几道的“痴”,直谓“语绝可思”,接着说:“我以为如伯驹先生者,亦曾为公子,亦正有数痴,或不止三焉。”“痴”有多种含义,既指人的愚笨、呆傻,也指人的专注、痴情。对于文人而言,“痴”则是指沉迷其中而不自觉,张伯驹的“痴”即是如此。潘素、周汝昌等都是极为熟悉理解张伯驹之人,不约而同都谈到了他的“痴”,知人论世,张伯驹的“痴”作为其独特个性,可谓确凿无疑了。

张伯驹早年受其家庭影响,曾渴望建功立业,光耀门楣。他在《秦游词》中自述其青年时期的情状:“余少年从戎入秦,宝马金鞭,雕冠剑佩,意气何其豪横!”1927年,而立之年的张伯驹,看到当时社会的黑暗与官场的腐败,毅然决然放弃了家人给他安排的从军从政之路,从此倾心艺术,开始了他多姿多彩而又坎坷多舛的艺术人生。

在近代以来的中国收藏界,张伯驹的名字大名鼎鼎,无人不晓。著名学者启功称张伯驹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天下民间收藏第一人”。我们考察张伯驹的艺术人生,可以发现,他的“痴”不仅是对艺术的痴迷和钟爱,更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守和伟大的爱国主义思想之体现。

张伯驹一生嗜书画成癖,蓄藏了大量中国古代书画珍品。据《丛碧书画录》中关于其著录、入藏书画名迹的不完全统计,张伯驹收藏有书画文物精品117件,其中唐代及以前的6件、宋代13件、元代11件、明代40件、清代47件。从大诗人李白、杜牧的手卷,到宋徽宗、钱选的丹青,都是中国艺术史上的璀璨明珠,更有号称“中华第一帖”的《平复帖》和“天下第一画卷”的《游春图》等稀世国宝。

关于这些藏品的归宿,张伯驹早在1932年,就作了交代:“予之烟云过眼,所获已多。故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是则予为是当之所愿也。”为了这些藏品,张伯驹不惜典屋卖地,倾家荡产。例如,一幅《游春图》使他从豪门巨富变为家资清寒,他不得不变卖在弓弦胡同的一处宅院和夫人潘素的金银首饰。在那个风雨飘摇、山河破碎、时局动荡的旧中国,张伯驹为了保存祖国文物甚至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

张伯驹经常告诫后人:“人生在世,爱国是大事,决不能糊涂,小事满可不必计较。”其一生的所作所为也完美诠释了这句话。1941年6月,张伯驹在上海被汪伪特务绑架,索要天价赎金。张伯驹对潘素说:“宁死魔窟,决不许变卖所藏古代书画赎身。”他对书画文物的珍爱,已经超过了自己的生命。张伯驹曾自述:“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买它们不是卖钱,是怕它们流入外国。”可以说,张伯驹不仅仅是收藏书画文物,而是抢救,凭一己之力阻止了很多国宝文物流往海外,体现出伟大的爱国情怀。

更为可贵的是,一般的收藏家对藏品除了自己欣赏把玩,往往还要作为自家的私产传给后代子孙,而张伯驹虽也笃嗜书画文物,却抱定“不必终予身为予有”的决心,从收藏之日起,就有将其捐献国家的愿景。1952年,张伯驹将隋代《游春图》按原购藏成本价转让给国家文物局,1953年,《游春图》调拨入藏故宫博物院。1956年,张伯驹、潘素夫妇把晋代陆机《平复帖》、唐代杜牧《张好好诗》、宋代范仲淹《道服赞》、元代赵孟頫《章草千字文帖》等8件书法珍品捐献给了国家。时任文化部部长沈雁冰(茅盾)亲自给张伯驹签发了“褒奖状”,褒扬他“化私为公,足资楷式”的、无私高尚的捐赠行为。

张伯驹如此种种义举,深受艺林赞许。1982年,张伯驹不幸身染重疴,驾鹤西去,遽归道山。张伯驹为使国宝不至流落海外,散尽百万家私,而后将价值连城的国宝,悉数捐献国家,其热爱祖国,痴心不改,这一如既往的高蹈精神将会永存于天地之间。

为了纪念张伯驹、传承张伯驹精神,周口师范学院于2020年成立了“张伯驹研究中心”。周口市还修建了张伯驹公园,修缮了张伯驹旧居,并举办多种丰富多彩的纪念活动。2025年12月,周口师范学院联合中国艺术研究院等单位,在郑州成功主办了“张伯驹文化艺术周”,成为年度文化盛事。

2008年,张伯驹先生诞辰110周年之际,冯其庸题词纪念他:“绝世天真绝世痴。虎头相对亦参差。”冯其庸说,用李卓吾的话来解释“痴”,就是“绝假纯真”,也就是说,张伯驹是一个无半丝虚伪造作、纯而又纯的真人。张伯驹的“痴”亦如孟子所谓“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周汝昌说:“这种人品性情,我只在书册中似乎依稀仿佛知之。”

来源:半月谈《品读》2026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