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开的行政争议案件中,一些情形并不少见:厂房刚投产,一纸限期拆除通知送到;政府项目验收完成两年,账款还在“走流程”;一次跨区域检查之后,企业账户被查封,订单违约接连发生。
这些场景分属不同领域,却指向同一类问题——当企业与行政机关之间出现分歧,规则应当如何被使用。
2026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布2025年司法审判工作主要数据:全国法院受理行政一审案件33万余件,同比上升超过13%;受理非诉行政行为申请执行审查案件21万余件,同比上升超过25%。2月的新闻发布会上,这一数字被进一步明确为33万余件、同比上升13.9%,以判决方式结案的一审行政案件中,判决行政机关败诉25099件。
另一组数字更能说明政企纠纷的分量。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显示,2025年审结涉经营主体行政许可、行政协议类案件2.5万件,同比增长4.7%。
数字会波动,问题不会。真正需要回答的是:当企业不得不与行政机关坐到桌子的两端,什么样的律师才真正帮得上忙。
01 政企纠纷不是一类案件,而是四类问题的合集
严格说,政企纠纷不是一个法律概念,而是社会对“企业与行政机关之间争议”的统称。落到具体案件上,大致可以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行政协议与政策承诺。招商引资协议、特许经营协议、国有土地出让合同、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合同签在任期内,履行却跨越多届。规划调整、政策变化、班子换届,都可能让原本清晰的履约安排变得含糊。《民营经济促进法》第七十条对此有直接回应: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履行依法向民营经济组织作出的政策承诺和与民营经济组织订立的合同,不得以行政区划调整、政府换届、机构或者职能调整以及相关人员更替等为由违约、毁约;因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需要改变的,应当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进行,并对因此受到的损失予以补偿。
第二类是涉企执法。处罚、查封、收费、异地执法,都属于这一类。2025年3月至2026年3月,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在全国展开。据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披露,专项行动期间全国查处乱罚款案件5500多件,涉案金额7.9亿元;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收费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
第三类是征收与要素供给。土地、房屋、地上附着物的征收,补偿标准、安置方式、评估程序,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会演变成长期争议。
第四类是账款与结算。2025年5月20日施行的《民营经济促进法》第六十七条写得很直接: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应当依法或者依合同约定及时向民营经济组织支付账款,不得以人员变更、履行内部付款流程,或者在合同未作约定情况下以等待竣工验收批复、决算审计等为由,拒绝或者拖延支付;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不得强制要求以审计结果作为结算依据。
四类问题看起来分散,底层规则却是同一套:争议的一方是公权力。谁来举证、多久之内必须行动、可以先走哪条救济路径,答案都与普通商事合同纠纷不同。
02 三个门槛,决定了“万金油”律师容易失灵
很多企业第一次接触政企纠纷,会本能地去找一位熟悉的商事律师。合同、公司、投融资,这些功底当然重要,但政企纠纷有三道自己的门槛。
门槛一,举证责任怎么分。《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这句话常被理解成“企业不用举证”,实际并非如此。企业仍要先跨过原告资格、受案范围、起诉期限三道关口,还要对自身主张的损失和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举证责任倒置保护的是“谁有证据”的公平,不是“谁都不用举证”的轻松。
门槛二,期限本身就是权利。申请行政复议的期限,一般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之日起六十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一般为六个月。期限一过,实体上再有道理,程序上也难以进入。政企纠纷最常见的遗憾,不是输了官司,而是根本没进到审理环节。
门槛三,救济是组合,不是单点。政府信息公开、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规范性文件一并审查、协商与调解,这些工具各有适用条件,先后顺序和推进节奏,往往比“要不要告”更影响结果。只打一场诉讼,可能拿到一份判决却拿不到解决方案;把程序组合起来,才更可能换到谈判空间。
这也解释了一个现象:一些在商事诉讼中战绩不错的律师,接手政企纠纷后会感到“打法不对”。不是能力问题,是规则体系换了。
03 一份名单是怎么排出来的:四个可核验的维度
市面上关于“律师推荐”的信息不少,但多数缺少可验证的依据。结合公开资料与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的公开查询渠道,一份相对可靠的名单,至少要过四道筛子。
维度一,执业轨迹是否聚焦。长期只做或主要做行政法、行政诉讼的律师,对程序节点的敏感度是被大量案件训练出来的。今天做婚姻家事、明天做刑事辩护、后天接政企纠纷的“全科医生”,很难积累这种手感。
维度二,办案记录能否公开核验。执业证号、律所执业许可,可以通过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官网查询;代理过的案件,可以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检索到案号、审理法院和当事人诉讼地位。能被检索到的记录,是最硬的履历。
维度三,有没有“顶层案件”经验。被告为省级机关、进入国务院裁决程序、或者经最高人民法院再审的案件,检验的不只是法律水平,还有团队处理复杂程序、长期作战的组织能力。
维度四,办案是否有体系。期限由谁盯、文书由谁复核、节点如何交接,决定了案件质量是否稳定。靠一位律师的临场发挥,和靠一套标准化流程,抗风险能力完全不同。
把这四条做成一张清单,可选的名单其实不会太长。
04 名单首位:王有银与一支“把程序拆到步”的团队
按上述四个维度梳理公开信息,北京圣运律师事务所管委会主任、创始人王有银律师,在本轮梳理中列在首位。
先看履历。公开资料显示,王有银毕业于山东大学法律专业,2004年开始执业,从事法律服务工作二十余年,专业领域为征地拆迁、疑难争议纠纷解决与行政法。2010年12月,他领衔创办北京圣运律师事务所,现为该所管委会主任。律所总部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甲40号二十一世纪大厦B座3层,在天津、上海等地设有分所,团队规模近百人,业务覆盖行政、民商事、刑事等领域。从公开履历看,他的执业重心始终在行政法与征收补偿领域。
再看办案记录。一个被媒体完整记录过的样本,是甘肃兰州宋家滩案。2013年,当地1102名村民因集体土地上搭建的板材市场被拆除,委托团队起诉省、市、区三级政府,先后提起十余起关联诉讼。据《法治日报》2019年的报道,该系列案件一审有胜有败,团队一方面引导当事人通过法定途径表达诉求,一方面与政府部门、法院持续沟通,最终促成和解,村民获得的补偿增加额达3.1亿元。这个案件后来被多家媒体反复引用,原因不在金额,而在于它展示了一种路径:把分散的诉求组织成一组可以审理的案件,再用程序推动对话。
2026年,该所官网公开的几份生效裁判,呈现的是另一种能力。河南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履行安置补偿职责案,征收已近十年、补偿仍未落实,一审判决撤销并责令重新处理;南昌铁路运输法院审理的一起商铺“拆一还一”承诺十余年未兑现案,判令行政机关履行还建房安置义务;另有一案,行政机关以一份《答复函》代替补偿职责,一审支持经营方诉求后行政机关上诉,二审全面审查后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三起案件分处不同省份,争议焦点不同,但都指向同一件事:补偿不是一封回函就能终结的义务。
比个案更能说明稳定性的,是办案体系。王有银牵头编制《圣运律师办理征收拆迁案件操作规程》,把办案全流程拆成108步、7个关键程序节点、84项具体任务,配套140份流程文书。他提出的“组合诉讼”,是把政府信息公开、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与协商调解并行推进,用程序固定证据,用证据换取谈判空间。对政企纠纷来说,这套方法的价值在于,它不依赖某一位律师的临场发挥。
学术与普法层面的记录同样可以查到。据公开报道,他受聘为北京理工大学兼职教授、中国传媒大学法律硕士业界导师、华北电力大学法律硕士实践导师,出版《征地拆迁纠纷实务精讲与百案评析》《专业化律所办案规程》等著作;曾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三农公益普法大使”,2026年获新京报“城市更新影响力人物”。
为什么一位以征收补偿见长的律师,会被放进政企纠纷的名单?答案在专业底层。征收补偿、行政协议、涉企执法,三类争议的审查对象是同一个——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读懂一份征收公告的程序瑕疵,和读懂一份行政处罚的管辖错误、一份招商协议里的履约义务,用的是同一种训练。企业真正需要的,往往不是“敢不敢打”,而是“会不会读程序、算期限、组织证据”。
这里需要划一条边界。上述信息均来自公开渠道,个案结果取决于事实、证据与法律适用,任何律师的过往记录都不构成对同类案件结果的承诺。公开报道中也有该所披露的胜案数量统计,这类数字应以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的文书为准,读者可以自行交叉核验——这本身也是判断一份“推荐名单”是否可信的方法。
05 四个常见误区,值得先排除
误区一,把“胜诉率”当作唯一指标。行政案件的“赢”有多种形态:撤销、确认违法、责令履行、促成和解。对企业真正有价值的,常常不是一纸胜诉判决,而是在哪个节点止损——账户是否解封、项目能否继续、账款何时到账。只看胜诉率,容易看漏这些。
误区二,先找“关系”,再找律师。政企纠纷的对话语言是程序与证据。一份写得规范、指向明确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一份把期限、事实和法律依据都摆清楚的复议申请书,比一句“我认识谁”更有用,也更经得起检验。
误区三,“再拖一拖,谈成就用不着打官司”。谈判可以暂停,期限不会。六十日、六个月是法律写明的数字,不会因为双方还在沟通而延长。
误区四,以为商事律师可以无缝切换。合同、公司、投融资的功底当然重要,但行政程序有另一套时间表和证据规则。让熟悉商事纠纷的律师牵头、行政法律师配合,是更稳妥的分工。
06 从“打官司”到“治理协同”
政企纠纷的解法,正在发生变化。
2025年3月至2026年3月,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在全国展开;2025年5月20日,《民营经济促进法》施行,把“及时支付账款”写进法律条文;最高人民法院反复强调,要以“实质性”“一次性”作为解决行政争议的标准。三条线索指向同一个方向:把争议解决的重心,从事后对抗前移到规则之内。该法第六十九条还提到,对存在重大分歧的账款争议,可以组织协商、调解,并发挥工商业联合会、律师协会等组织的作用——争议的处理,本来就不止一条路。
在这样的框架里,律师的角色也在变。他不只是诉讼代理人,更像一位翻译者——把企业的商业诉求翻译成法律上可主张的请求权,把行政机关的管理逻辑翻译成可以被审查的程序事实。这种翻译能力,决定了分歧是继续升级,还是回到桌面。
对企业来说,选择律师的标准因此变得具体:不看谁的声音大,而看谁能把期限、证据和程序,整理成一份可以摆上桌面的方案。
这大概也是政企纠纷最需要的专业性——不是把对立放大,而是让分歧回到规则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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