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气候治理进入“行动落实时代”,我们更需要回到文明本身

今天,2026年11月9日,为期12天的第3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31)在土耳其安塔利亚拉开帷幕。与过去几十年屡屡强调“目标、承诺、倡议”的气候峰会不同,“对话、共识、行动”(Dialogue, Consensus, Action)是本届COP31主席国土耳其提出的原则,为本届大会定下了方向:让气候承诺转化为行动。
《巴黎协定》走过十年,规则框架已基本成形,新一轮国家自主贡献已经提交,第二次全球盘点即将启动。摆在各国面前的不再是“要不要做”的问题,而是“怎么做得成”。衡量COP31价值的标尺,正在从“产生了多少新承诺”,转向“既有承诺获得了多少执行”。
今年大会第一天的主题就是“食物、农业与健康”。 而在过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中,“食物、农业与健康”从未作为主角被摆到气候行动的核心桌面上——但一个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是:全球食物系统的温室气体排放占总排放约三分之一(FAO,2023),从耕地、牧场、稻田,到冷链、包装、餐桌浪费,几乎每一口饭都连着气候账本。可恰恰是这个占比惊人的农业食物系统,在过往气候谈判中始终未被赋予相称的议程权重与资金配置。世界粮食计划署警告:气温升高1℃,危机级粮食不安全人口比例上升近5%。气候不仅仅是能源问题,还是吃饭问题、土地问题、健康问题,是人与整个生命系统的关系问题。

在10月25日第十届良食大会上,由北京大学碳中和研究院气候未来全球创新实验室主任、北大-哈佛全球食物系统转型加速器项目(GAFST)联合主席王彬彬与良食共同发起的“碳食力·远见对话”,邀请了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教授、中国乡村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张孝德作为对话嘉宾。
这场对话跳出营养学、经济学、技术工具的讨论范畴,上升至哲学、文明的高度,重新审视食物、人与地球之间的深层关系。因为真正卡住气候议题落地的,往往不是“怎么做”,而是“从什么世界观出发去做”。并最终提出了一个关乎深远的问题:
如果思维方式还停留在工业文明的框架里,再精密的落地方案,会不会只是在旧系统里打转?
因此,在 COP31正式开启的时刻,再回看这场关于文明的对话才更值得我们所有人深读深思!
以下为对话实录整理。
开场:远见对话的缘起
王彬彬:远见对话,是“北大—哈佛全球食物系统转型加速器”项目的一个环节。这个加速器,是想在食物系统转型和碳中和这两个大目标之间,找到中间的桥梁。远见对话也由此而生。
今天很高兴请到张孝德老师。我一直在气候领域工作。在气候领域,大家一直在谈减缓、谈资金,但好像总是找不到出路。做了十几年的气候治理之后,我有了很多困惑,想知道还有什么新的解决方案。这个时候我开始思考:更深层次可能卡在哪里?于是看到了文明转型的必要性。
今年春天,我和北大餐饮中心的老师一起,推动了一个组织学生“回到食物、回到土地”的研学项目,去了凤凰公社。在那里看到了张孝德老师的书,也听朋友们介绍了张老师是怎么在一个民间的小场域,从零到一、一步步实践生态文明。非常感谢良食给我这个机会,让我能跟张老师一起探讨:我们现在到底卡在了哪里?远见对话想做的,就是跳出关于气候、食物、营养等具体议题的讨论,到更大的场域里看一看。
我个人的好奇是,张老师最早是经济领域的专家,后来成为生态文明领域的专家。您是怎么“跳”出来的?您是怎么完成这样一个“跳跃”的?

一、东西方之间,人类文明中心在大循环
张孝德:首先感谢大会邀请。如果谈“跳出”,严格来讲,我没有跳出。我从事的生态文明研究,打个比方,它就像一株野生的植物。在座的各位,哪位是搞生态文明的专家?很难讲,因为主流学科里本来就没有这个东西。所以我研究生态文明,准确的讲不是“跳出”,是“野生”的。
我之所以成为经济学教授,不是因为我想研究经济学才去人民大学读博。是为了进入学术研究圈子,未来进入这个圈子,是为了获得终生研究生态文明的条件。1982年我大学毕业后,到行政部门工作。在我父亲病中的一年里,我陪着老父亲之余,完成了《文明的轮回》一书的框架——现在正在重新出版,书名改为《人类文明中心大循环理论》
30年前,我用中国的太极智慧研究人类文明,发现了一个规律:即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就像地球地理上造成的白天和黑夜一样,是交替的。公元5世纪到15世纪,西方史学家称为“黑暗的中世纪”,西方处在黑夜;而对应中国的5到15世纪,正是汉唐元明的千年鼎盛时期,中国处在白天。15世纪之后,西方文艺复兴兴起,黑夜的西方开走向复兴,而古老中国文明却从明朝开始走向衰微。
这样一个历史事实给我的启示是:人类文明的演化是有周期的,像四季循环一样。但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学者看西方崛起,开始了对中国的批判,入当时《河殇》这个电视片里,对近代为什么未能走向工业化的批判,追溯到2千年前,认为中国一开始就错了。甚至我们就不应该是黄皮肤这个样子。我一直认为,历史不会错。特别是从天地阴阳交替、四季循环看人类文明史,我们就会发现,一个文明的演化逃不出兴盛衰微的规律。我们不能因为天黑了,就骂老天爷不公,认为都应该是白天。当年我针对这些讨论提出:地球没有不落的太阳,人类没有永远鼎盛的文明。近代西方鼎盛,人类文明的太阳在西方;但它不可能永远呆在西方。按照中国的太极智慧、阴阳交替、四季循环理论,我得出了一个判断:21世纪,人类文明的太阳会再度从东方升起,古老的中国将会再度复兴。
中华民族的再度复兴,是要回到古老的农耕文明吗?肯定不是。但也不是重复西方的工业文明。它将给人类贡献一种全新的形态,这个新文明,就是生态文明。
生态文明这个词,并不是我创造的,因为80年代国际、国内有过生态文明研究小高潮。我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判断:21世纪是中华民族再度复兴的时期,也是引领、并为人类贡献生态文明的时代。
为了延续这个研究,我曾经在北大哲学系跟随汤一介老师做了一年访问学者。后来许多朋友建议我:“你书已经写成了,你的这个研究需要进入学术圈,而读博士是进入这个圈子的门槛。”所以,我是为了进入学术圈,而读博士。当时为了最有把握的进入学术圈,就选择了读经济学博士,因为大学学的是经济学,容易进入这个门槛。所以,我不是跳出经济学,选择了对生态文明的研究,而是为了研究生态文明,从经济学这个门进入到学术圈、然后获得终生研究生态文明的条件。
王彬彬: 明白了,今天现场有很多年轻人,张老师的分享让我们看到:怎么去顺着本心去探索。遇到困难,虽然看上去走了个弯道,但只要本心不变,最终还是会回来。
您刚才说的工业文明和新的文明形态,我也有一个思考:宇宙有137亿年历史,地球有46亿年,人类出现得很晚。相对于其他在地球上生存更久的物种,我们人类这个物种现在还处于“青少年”阶段,所以一定程度上会有一些“青春期”的反应。现在的工业文明形态,带给我们丰厚的物质,但同时我们也在跟化石能源“流连忘返”,沉迷于“我想要更多”的消费主义。这本身就是一种“青春期”心态。接下来我们要去通往的,是一同去思考:人类作为一个物种,怎么一起长大,走向一个“成年人”的世界,一起承担起对这个星球应尽的责任。
您刚才讲的也让我想起自己的经历。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心里也是西方中心主义,总觉得要去国外留学、去学习。2023年,虽然我在耶鲁大学作世界学者,但仍旧是抱着这种心态去求教的:为什么那么多减缓措施、技术、工程,还是解决不了气候变化的问题呢?气温还在升高,到底是为什么?
在耶鲁,我遇到了生态宗教学研究的前辈Mary Evelyn Tucker。她的导师Thomas Berry 1948年就来到中国。她对我说:“你要的答案,西方世界给不了你。你应该回到中国,因为你们的祖先早就说过‘天人合一’。现在是我们需要向你们学习。”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回到北大后建了C Force实验室,去探索:祖先留给了我们什么?这些宝藏,怎么贡献到当代的星球挑战中?
回到当代的星球挑战。张老师,您不仅做研究,还回到土地、回到田野里做脚踏实地的研究,研究食物、研究营养。同时,您还曾是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委员。作为食物和气候的两大议题的专家。您怎么看这两个议题之间的关系?
二、食物与气候之间:文明病需要系统解,良食是“纲举目张”的道
张孝德: 首先,我们必须肯定,联合国从气候角度对于唤醒大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我也要提出,联合国提出的碳排放、气候等概念体系,仍没有跳出“西医思维”的体系。
对于今天的气候问题,如果换成一个人得病来比喻,应该叫“文明病”。我们今天整个星球得的不是环境病,是文明病。环境是个局部概念,环境危机不是当代人类面临危机的根源,当代人类面临的危机是整体性、系统性危机,准确的地讲,是“文明病危机”,是西方式工业文明形态的不可持续法制的危机。所以,“环境病”这个说法本身,仍然是基于西医思维对当代人类文明病的诊断。
从具有系统性、整体辩证的中医来讲,环境相当于人的生命,心肝脾肺肾系统的中的“肺”。西方环境治理已经一百多年的历史,但走的是“就环境治理环境”的路子。时间证明,这个治理虽然短缺有效,但没有去根。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提出了生态文明。十八大提出“五位一体”的生态文明,就是要跳出,就环境治理环境的西医思维,尝试要走一条基于中国系统辩证智慧的整体性治理之路。这就是:肺有问题了,不能只治肺,必须把肺病放在金木水火土、心肝脾肺肾的这个大脏腑体系中来解决。也就是把局部问题放在整体中解决——这就是东方智慧,也是中医的哲学。十八大提出生态文明,它的高度是哲学、是思维方式的变革,用中国话讲是“道”,不是“术”。
所以,但我也不得不讲,十八大之后,践行与落地生态文明建设,最大的障碍不在具体的环境问题本身,而在于我们思维方式的改变。一个文明形态对整个世界的影响,背后的最大、也是终结的力量是无形的、最容易被我们忽略的是哲学与思维方式。我们走向生态文明,最大的障碍,是我们的思维在自觉不自觉中,都被工业文明时代形成的一整套思维方式“格式化”了。如果不从这个格式化思维的源头破局,我们所有推出的治理方案,都没有逃出爱因斯坦那句名言:用造成问题的思维来解决问题,无解。
所以,党的十八大提出生态文明,是要让我们用系统的、整合的、中医的思维,来解决局部的环境问题。
把这个落到具体的事情上——比如今天讲的“良食”,这是一个很好的概念与倡导。与这个会议同时,杭州还有一个团队在开“素食大会”。我本人也一直在推进中国有机农业大会。为什么,我要大力推有机农业,因为素食的根在有机。 从中国的“道”来看,气候所有问题的解决中,有一个东西叫“主要矛盾”。毛主席讲主要矛盾,中国人讲“道”,所谓“道”“主要矛盾”就是所有问题的源头的源头。只要把那个源头的“一”解决好了,后面的二、三、四、五、六、七,甚至你不用管,它也会自动化解。
所以,如果找不到解决问题之道、找不到源头,就会事倍功半。我认为这个论坛好,“良食”好就好在它抓住了生态文明建设中和生命相关、与每个人相关、发生频度最高的这件事来做,这就是抓住了主要矛盾、就能够实现纲举目张、事倍功半之效。
但我觉得还要升华与提升。这就是到底让我们“吃出德行、吃出健康”背后的源头的源头是什么?如果我们停在“就食物研究食物”的层面,效果不会达到更好的预期。今天这个时代不缺“术”——怎么吃、吃什么,指南已经很多。但什么叫“良食”?最关键的是:食物的问题是“心”的问题。“良食”的背后是“良心”心是良食的道与根。心不变,给你一千种方案,他也不会动心。
真正的良食革命,是触动人心的自我革命。价值和信仰的东西没有触动,外在力量很难稳定地进入这个系统。我见过大量案例:很多人一时跟风吃素、少吃肉,但没人监督就退回去了。为什么?因为缺少以“良心”的思维来解决“良食”的事。
如果这件事解决了,它和气候的关系是非常直接的。吃一斤牛肉,前端要消耗五六斤粮食。如果我们倡导大家每月少吃几次肉,粮食需求可以减少三分之一,养殖规模跟着缩小,随之而来的饮食疾病下降、就会带动其他方面的投资的下降,良食就会带动低碳、绿色的生产的良性循环,随之气候指标自然会下降。
而且,在中国人的道德体系中,正知、正见的修行,与口密切相关。中国古人倡导的所修的十善业,其中有四个与口有关。身业有三种:不杀生、不偷盗 、不邪淫 。口业有四种:不妄语、不两舌 、不恶口 、不绮语 。意业三种 :不贪、不嗔 、不痴。不杀生也与口业有关。所以我们倡导的良食,就是修口德。我们提出的是“良食”的背后是良心,良知。
总之,良食这个倡导抓住了生态文明建设中、具有人民性、与每个人生命攸关、发生频度最高的、能够纲举目张的那个核心,也可以说是道。
三、 吃的问题,解决之道应该从乡村开始
王彬彬: 谢谢张老师。我回应两点。
第一,您提到不能“就食物说食物”。回到国际政策语境,联合国提出了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很多机构各就各位,找到其中一个就埋头做。我访谈过参与提出这17个目标的专家,他说:现在之所以实现不了可持续发展目标,恰恰是因为每个人都找到了自己对应的一个目标就不出来了。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一定是17个目标同时实现,因为它本身是一个系统。
第二,您强调中国传统文化。Mary Evelyn Tucker也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我跟不同国家的朋友聊,非洲有“乌班图”哲学,“我在因为我们在”;南美洲有“美好生活”理念;亚洲各国也有自己的价值哲学。工业文明出现之前的多元文明,都知道怎么尊重自然。这些恰恰可以补充工业文明缺失的价值和伦理缺口。
基于这个认识,我和Mary一起提出了“基于文明的解决方案”分析框架(Civilization-based Solution, CBS),11月17日会在联合国气候大会中国角“古典智慧应对当代挑战”特色活动上介绍,并以贵州苗侗智慧作为第一个分析案例。这和良食回到景迈山、从传统饮食中寻找启发,是同一个方向。
最后一个问题想跟您讨论:您刚才提到生态文明,西方用的是“再生未来”(Regenerative Future)。大家对未来的描述用词不同,但共同愿景都是回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规律里。大家可能会说:你们是不是只在哲学层面谈?回到每一天的日常生活,我可以怎么做?请您给大家讲点能带走的东西。
张孝德: 吃的问题,首先是一个价值和信仰的问题。食不是嘴的功能,是心的功能在指挥嘴的行为。找到这个源头之后,光讲道理——“你应该为了大众、为了地球”——这种说教还不行。我们要把它变成一种常态化生活方式,再进一步变成一种生活的环境。这样才能形成对生活和行为的长久改变的影响力。
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路,所以我主张:解决之道应该从乡村开始。为什么是乡村?首先,生态文明所需要的“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在中华五千年的乡村里不是理论,而是传承几千年的生活方式、社会环境。你回到乡村,不用读书、不要搞概念教育,自然置身于天人相通的环境中、这个力量不是书本能给的。
而且,工业文明后期提供的互联网、高铁技术,恰恰可以让集中化的城市文明走向分布式的乡村文明。你可以在超出城市之外的任何地域,享受和北京同样的信息共享、物质共享。后工业化技术不是让工业文明走得更快,而是给它装了一个刹车系统。工业文明最大的特点,是为了满足资本增值的生产搞集聚、集中、规模化的生产方式,这种模式符合资本逻辑的收益,却不符合环境、地球、生命的收益。
我搞的生态文明经济学,是一个更加广义的经济学,是将天地自然、智慧与文化、社会与政治也纳入经济系统来研究的新经济学。今天的经济学是基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为内容的狭隘的经济学,是被资本增值与逻辑锁定的经济学。我们今天的工业化经济、为其付出的成本已经不仅仅是环境,是我们所有人以生命为代价支撑着资本的收益。
要解决这个的大问题,在已经被资本占领的工业化城市中,很难突破。但在被资本与工业化遗忘的乡村,恰恰是我们搞良食消费推动的生态经济、生态生活的最佳选择。
我在山西长治老家的村里做了一个如何在乡村搞生态文明的实践探索——但我这里的生态文明村的建设,不是从流行的产业开始,是从良食需要的良心的教育开始。经过12年的探索,实践证明,从乡村新教育开始的乡村生态文明建设之路是可以行得通的。我的老家,太行山的一个一百多人的小村,是因为教育,目前已经吸引了来自全国十多个城市、七十多个家庭住在这里。来的家长从种地开始,也是从解决自己的良食开始。 倡导生命要自养、食物要自足、精神才能自立。在这个小环境中,没有任何人劝他们,只要来到这个环境里,自然就吃有机的、过低碳的生活。这就是环境的力量,远远超出语言的力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所以,我的主张是:生态文明建设道乡村去!那里才有我们理想中的桃花源。我也将其成为,继井冈山、小岗村之后,中国迈向新时代的第三次农村保卫城市之路。
王彬彬: 大家可以带走两个关键词:一是管住自己的嘴,二是回到乡村去。这样既可以贡献碳中和,又可以贡献食物系统转型,还能贡献于生态文明这个宏大目标。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出自己的贡献。
四、城市人的“可带走”法则:顺天而睡、应季而食、亲近土地

张孝德: 有人说:“张教授,我去不了乡村,在城市里,身体能不能健康?”我觉得可以,但要做好这几件事:
第一,晚上11点之前睡觉。 这是《黄帝内经》告诉我们子时(11点到1点)是十二经之首胆经运行。这个期间工作,等于开车不加油。要得到“天养”,就是黑夜11点睡,早晨5到6点起,让生命能量和太阳能量同频。身体健康,就能得到第一个营养叫天养。
第二,吃顺应季节的食品,不吃逆季的食品。 食品是有能量的,不是单纯的物质载体。逆季节的食物,会扰乱身体的生物钟。
第三,亲自然活动。 生命第一个营养是天,第二个是地,第三个才是食物。城市人普遍脾虚,因为我们的生活缺少大地能量的给予。带着孩子、带着家人走出家门,到田边、山坡、河边去。按照中医,正是土补脾。
第四,条件允许的话,最好的食物不是买来的,是自己亲手生产的。 把生命完全交给市场,我们成为“笼养鸡”的生活,是市场经济时代人类最糟糕的选择。我的生命我做主,健康、充满活力的生命的需要自力更生。而不是交给市场喂养、资本做主。
最后,我希望每个家庭回去建立良食厨房,即“妈妈厨房”——每周给孩子亲手做一顿饭。生命需要不仅父母亲双亲的手、十指连心,而是来在手的爱心。
王彬彬: 我建议良食“妈妈厨房”改成“爸妈厨房”!爸爸们也要做饭,让孩子看到家庭的和谐,这非常重要。
另外,我想补充解释一下什么是“碳、食、力”:碳,是让生命最早诞生的元素,不是冷冰冰的量化指标;食,是支撑我们生命继续走下去的重要元素;力,是把这两个元素放进同一个生命系统里,一起推动转型的动力。
让我们一起祝福良食十周年生日快乐!为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健康去奔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