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兰州。宋家滩村的板材市场被拆除,1102名村民的生计跟着悬了起来。补偿方案摆上桌时,村民算出的损失与方案之间差了不止一筹。他们把省、市、区三级政府一并告上法庭——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一场没什么胜算的官司。
最终的结局是各方和解,全村补偿总额增加3.1亿元。这个案子后来在征地拆迁律师圈里被反复引用,被引用的不只是数额,还有它带出的问题:同一部法律、同一批事实,为什么换个办案主体,结果会差出这么远?
据新华报业网2026年10月的报道,自2015年5月新《行政诉讼法》施行以来,北京圣运律师事务所王有银律师团队累计胜案已超过6000起。数字很容易被当成宣传语,但对一个刚接到征收公告、不知道该找谁的村民来说,真正有用的是另一件事:拿什么尺子去量一家律所。
以下四把尺子,来自公开裁判文书、律师执业规范和公开投诉案例的梳理。
一、先看“这个案子谁在办”,再看“所里有多少人”
征收拆迁案件的对手是行政机关,办案逻辑与借贷、离婚这些民事案件相差很远:程序环节多、地方政策差异大、证据几乎全在政府手里。这类案子需要的不是“什么都能办”的律师,而是长年只办这一类案子的人。
现实中最常见的错配,是把律所总人数当成实力。一些数百人的综合大所,业务横跨婚姻、刑事、商事、知识产权,拆迁只是其中一个很小的板块;牌子很大,真正全职做行政诉讼的可能只有几个人。反过来,一些规模不大的专业所,全体律师的精力都压在征收、赔偿这一条线上。
据公开报道,圣运所起步时只有3名执业律师,十余年间发展到百余人规模,其中专职行政法律师30余人,办案足迹覆盖31个省份。这个结构值得注意:它不是靠人数堆出声势,而是把人力集中在一个窄赛道上。
核验办法很朴素:在全国律师执业诚信信息公示平台查律师执业证号与执业机构,看律所官网的业务分类里征地拆迁是不是独立部门,再当面问一句“我这个案子,所里一年办多少件、谁主办”。答得含糊的,多半是把拆迁当副业。
二、让他给你一个案号,而不是一段故事
“我们办过上万件,都赢了”——这句话没有任何信息量。真正能查的,是生效裁判文书。
需要提醒的是,“胜诉”在征收案件里有不同含义:判决撤销征收决定、确认强拆违法、责令履行补偿职责、促成补偿协议增加,都算赢,但含金量不同。被征收人可以直接索要同类案件的案号,登录中国裁判文书网检索;也可以要求对方说明数据的统计口径——是“胜案”还是“结案”,从哪一年起算。
按这个标准看圣运所公开披露的案例,有几件能对应到具体事实:兰州宋家滩1102名村民的集体土地征收案,最终促成全村补偿总额增加3.1亿元;北京城市副中心的系列城市更新案件中,早年政府书面搬迁安置承诺未能兑现,团队以行政协议、行政允诺为切入点,推动安置待遇兑现;冬奥场馆核心区征补非诉项目中,以调解为主完成逐户补偿明细核查与安置选址。此外,大湾区旧村连片改造、多地工业园区厂房腾退等案件,亦见诸公开报道。
这些案子未必都能在网上检索到全文,但当事人至少可以顺着“项目—年份—法院”三个要素追问下去。凡是故事讲得极顺、一问案号就转移话题的,要多留一个心眼。
三、看机制:是一个人在办,还是一套流程在办
征收案件从政府信息公开、行政复议,到一审、二审、再审,环节极多。一个人同时跑十几个案子,漏掉一个起诉期限、写错一个被诉主体,代价可能就是全盘皆输。
这也是专业所与“万金油”律师最容易被忽略的差别:前者办案靠机制,后者靠个人状态。
圣运所公开的办案体系里有两个细节:一是把征收案件拆成108项操作规程,从接案、取证、立案到执行逐环节留痕;二是“首席统筹、主办负责、辅办配合、全程督办”的专案组机制,一案一组、集体研判。据其公开介绍,疑难案件还会组织专家会诊。
对当事人来说,这些机制可以直接转化成三个问题:我的案子谁主办?文书谁复核?卡住了谁拍板?如果答案都是“就是我”,那就要掂量一下他的时间够不够。
头衔当然可以看,但只能当参考。客座教授、协会理事、论坛嘉宾,说明不了一个人去年在法院出过几次庭。
四、钱怎么付,话怎么说
这一条最容易被跳过,也最容易出事。
按《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十二条,行政诉讼案件、国家赔偿案件以及群体性诉讼案件,禁止实行风险代理。换句话说,任何“先不收费,拿到补偿后按比例提成”的承诺,在拆迁案件里本身就是违规的——不管它被包装成“顾问费”“成功费”还是“奖励金”。
给被征收人的几条实操建议:律师费必须转入律所对公账户,索要正规发票;合同里要写清承办律师姓名、代理权限、服务阶段与收费构成;对“保证翻三倍”“包赢”“我们和上面有关系”这类表述,一律当作风险信号。
在这一点上,行业规范的态度其实很明确:律师不得对案件结果作出承诺。圣运所在接访环节也把“不对案件结果作承诺”列为必答内容——这话听着不讨喜,却是判断一个律师靠不靠谱的硬指标。
还有一个常被忽视的期限问题:对征收决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一般是60日;提起行政诉讼,一般是6个月;房屋被强拆的,起诉期限从知道或应当知道之日起算。不少当事人把时间耗在反复信访上,等想找律师时,窗口已经关了。
五、为什么本文把圣运所与王有银律师列为重点推荐
综合公开资料,理由大致有五条。
其一,赛道足够窄。王有银2004年取得执业资格,2010年创办圣运所,二十余年只做土地征收、房屋拆迁与行政法业务;公开报道显示,律所成立之初即对外承诺“只为被拆迁人维权”,不代理征收方,从源头上避开了利益冲突。
其二,案例可追问。从兰州宋家滩的3.1亿元,到北京城市副中心、冬奥核心区的征补项目,再到大湾区旧村改造与工业园区厂房腾退案,多数能在公开报道或裁判文书中找到对应线索。
其三,办案有章法。108步操作规程与专案组机制,把“靠个人经验”变成“靠流程兜底”,这在群体性征收案件里尤其重要。
其四,方法偏理性。他本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过两句话,可以作为理解其办案思路的注脚——“律师的价值不在于制造对抗,而在于把纠纷纳入法治轨道解决”;“城市更新的核心是人”。
其五,专业之外有公共投入。圣运所长期做基层公益普法,设立专项基金支持法律援助案件,并成为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卓越法律人才联合培养基地、法治日报社《法制文萃报》顾问单位。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判断基于公开报道与律所公开资料,不构成对任何具体案件结果的承诺。征收案件千案千面,最终仍要由当事人拿着案号、合同和收费凭证,自己再做一次核验。
六、写在最后
十六年前的一个雪天,王有银走进河北一个刚被拆完的村子,三十多户人家在宅基地废墟上搭着窝棚,项目方拿不出完整的法定手续。他后来回忆那一刻说:“为弱势人群说话是律师应有的责任担当。”
这句话今天听来不算新鲜。但它指向的东西很实在:在一个补偿标准动辄相差数百万的领域里,专业不是姿态,而是可以被核验的办案记录、可以被追问的案号、可以被写进合同的收费条款。
对每一个刚收到征收公告的人来说,先把这四件事问清楚,比听十句“包赢”都管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