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身边的感动 《刘国明:孝道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2016-11-09 17:52:48 来源: 大河论坛 阅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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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传承,让传统文化走得更深远;创新,让传统文化来得更丰富;发扬,让传统文化走得更精彩!中国梦·梦之蓝传统文化中原大巡讲将从六大主题来阐述中国传统文化,让更多的人懂得如何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中汲取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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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让传统文化走得更深远;创新,让传统文化来得更丰富;发扬,让传统文化走得更精彩!中国梦·梦之蓝传统文化中原大巡讲将从六大主题来阐述中国传统文化,让更多的人懂得如何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本文是2016年10月28日,河南电视台公共频道《传统文化中原大巡讲》首场巡讲内容。第一场主讲嘉宾刘国明先生,他以《孝道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为题,从孝道文化的源与流、孝道文化的大与小、孝道文化的知与行三个角度进行了讲解。同时,刘国明先生以他和他的家人如何行孝为例,让大家深切感受到“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真情传递百善孝为先的重孝观念。刘国明先生是河南省委宣传部原副巡视员,兼任郑州大学法学院硕士生导师。他多次以“黄河野人”的身份“混迹”在众网友之中,对热点事件发表评论,成为“意见领袖”!

刘国明先生说,在大学毕业的前一年,他的父亲去世。于是,他把在父亲身上留下的遗憾,转化成对母亲双倍的爱。在利用业余时间读南京大学研究生课程进修班的时候,为了回家看母亲,刘国明先生冒雨骑着摩托车在土路上摔倒了很多次,但当满身污泥的他回到家,喊一声“妈,我回来了!”刘国明先生说,这一路的苦,全没了!而他在年已半百时拿到博士学位,更是为了实现母亲让他把学上完的心愿。孝,其实很简单!

孝道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学习讨论《孝道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这个问题。这个题目,是前天晚饭前才定下来的。我只有一天半的准备时间。一个从来没有碰过的全新的题目,在一天半的时间里完成一次大型讲座的准备工作,是难以想象的。我真是压力山大呀!要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讲座中出现这样那样的不尽人意之处,可以说在所难免,恳请大家谅解!

接到这个题目后,首先在我家里引起争论。有人说,孝道不就是孝敬父母吗,有什么可发展的?马上有人反驳说,古代官员父母去世,要离开工作岗位回家守孝三年,现在还能吗?不发展行吗?我听后,觉得言之有理。

总的说,“孝”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元素,一直以最基本、最原始的形态存在于中国社会。孝道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民族修养,一种文化境界和内化力量。中国文化的孝道,经历数千年传承与发展,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在加强个人修养、和谐家庭关系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客观上为维持封建社会的稳定与秩序提供了意识形态支持,为国家统一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当今社会,学习讨论《孝道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问题,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那么,谈到传承,就要弄明白孝道是什么,有什么具体内容;谈到发展,是要我们这些活在当下的每个人知道,日常生活中应该怎么办。下面我分“孝道的源与流”、“孝道的大与小”、“孝道的知与行”三个部分来与大家共同学习讨论这个问题。

 一、孝道的源与流

 孝的观念产生很早。考古发现,“孝”字最初见于殷卜辞。商代金文中有一例用于人名,在博物馆的青铜器上刻着“孝”字的象形图形,古文字学家解释为“孝”的篆体。因为人老了,弯腰弓背,手柱拐杖,一副老态龙钟的行走神态,上老下小的服侍形态。《尔雅·释训》对孝的解释是“善事父母为孝。”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说:“孝,善事父母者,从老从子,子承老也。”康殷在《文字源流浅说》中解释得更有意思:“像‘子’用头承老人手行走。用搀扶老人行走之形表示‘孝’。”“孝”的古文字形和“善事父母”之意完全吻合,都认为“孝”是尊敬长辈,侍老奉亲,是子女对父母的一种善行和美德。孝,按照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伦理观念去解释,就是“善事父母”,也就是子女赡养父母,在生前要尊敬赡养,死后要安葬供祭等,尽人子之责。这个时候的孝的观念,仅仅是一种以自然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庭伦理道德。

战国以后直到如今流行的,儒家倡导并被国人认同的观念,是孝的初始观念。但从文化的其他要素进行深入研究,孝的初始不仅仅是这些,它至少还包括“尊祖敬宗”这层含义。孝的这两种含义是同时存在的,但周至春秋战国这段时期,“尊祖敬宗”占主导,之后“善事父母”成为孝的核心意蕴。中国从夏商周三代开始进入文明社会,但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人们仍然保持着聚族而居的生活方式,宗法家族制度成为社会的主要组织形式。农业和渔猎生产使人们认识到老人经验的重要性和祖先创业的艰难。但在个体家庭出现以前,初民的爱亲之心主要表现为宗教中的祖先崇拜。正如《礼记·郊特牲》解释敬祖的意义时所说的那样“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祖先崇拜是为使子孙后代永远不忘祖先的开拓之功。《礼记·坊记》进一步解释说:“修宗庙,敬祀事,使民追孝也。”当时还没有“事亲”意义上的孝道,但尊敬、爱戴、崇拜本族长者、老者的情感已经发生。在行为上表现为集体的养老,在观念上表现为宗教上的“尊祖敬宗”。在氏族社会里,以祖先崇拜为核心观念的传统宗教发挥着主要作用。氏族社会解体,个体家庭出现后,周朝初期开始公开将父子兄弟之间至爱、至诚的情感作为孝道的依据,把孝道称为“天赐民彝”,这里解释一下,这个彝字,表示法度和常规的意思,把违反孝道的行为当成是“元恶大憝(dui)”,这个“憝”字,表示怨恨、坏和恶的意思。如《周礼·地官·大司徒》中说:“以乡八邢纠万民,一曰不孝之邢,二曰不睦之邢,三曰不姻之邢,四曰不弟之邢,五曰不任之邢,六曰不恤之邢,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乱民之邢。”在纠万民的“八邢”之中,不孝排在第一。尤其是经过春秋战国的社会变革,时代的发展要求重建以孝道为核心的宗法伦理,经过统治者和大儒们的倡导,使建立在人文关怀基础上的孝道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这个时候,“善事父母”已经作为家庭伦理,并作为人类人道人伦的初始形态而存在,从此孝敬父母不再是社会外在压力,鬼神的约束,而是出自人们内心的一种情感要求和道德自觉。

孔孟儒学认为,孝是一切德行的根本,教化的源泉。《孝经·开宗明义章》记载: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这种孝道观,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最高道德要求和做人的基本准则,也是中华文化的本源之一。这种价值观念的推行,要求有具体直接的行为表现。对此,古人众说不一,依据儒家观念,大致可分为三个层面:一是物质层面。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父母在时,子女要以礼侍奉、赡养,还要及时解除病痛,满足父母生存时需要的物质条件;父母死后,子女要以礼安葬,并且按照礼仪祭祀。子女对父母要尽物质奉养的义务,这是孝行的最基本的道德要求。二是精神层面。子曰:“今之孝者,是为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这里的意思是,养是人与动物共有的,而人在养之上,又有了敬,才有了与动物的区别。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这里的意思是,子夏问什么是孝道。孔子回答说:“在父母面前,始终和颜悦色很难。有事情,年轻人去帮着做,有了酒饭,让长辈吃,难道这样就是孝吗?”其意思是说,这是不孝。替长辈做了事,请长辈吃了好的,不一定就是孝了。为什么呢?“色难”。态度很重要。比如,我们下班回到家,感到累得要命,而爸爸躺在床上,吩咐倒杯茶给他喝。做儿女的茶是倒了,但端过去时,沉着脸,把茶杯在床前的茶几上重重地一搁,用冷硬的语调说:“喝吧!”在儿女这样的态度下,为父母的心理,比死都难过。这是绝对不可以的。所以孝道第一个要敬,这是属于内心的;第二个则是外形的色难,态度上的。子女对父母的孝行停留在物质奉养上是不够的,还得在情感和态度上对父母表示真诚的尊敬与爱戴。子女行孝,一要做到“敬”,二要做到“和颜悦色”,这是从外表要求的,并要求内心的尊爱与外表的态度两者的和谐、统一。子女要关注父母的精神世界,满足他们的精神需要,这是孝行的更高的道德要求。三是事业层面。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伪孔传》云:“继先祖之志为孝”。子女要“追孝”,按照父母的意愿行事,继承他们的遗志立身。周武王和周公旦继承文王的遗志讨灭了商纣王,故孔子赞扬他们说:“武王、周公,其达孝矣乎!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子女要像司马迁著《史记》,班固著《汉书》那样,立志完成其父辈遗留下来的未竟事业,这是孔子孝道观最高要求的体现。

对孝的意义,古今有很多诠释。但它包含的两点本质意义是不可否认的。第一,是人与人之间自然血缘情感关系的反映。孝的观念在中国,大约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氏族解体个体家庭形成时期,这个时期孝的概念,反映出父母与孩子相互依存的血缘关系。这种有着浓厚血缘的父母与孩子的关系,是一种无任何功利目的的,含有自然属性的父母爱子女,子女孝父母的亲情关系。第二,是最早进入家庭的伦理规范之一。孝,是最原始的人道或人伦观念。这种观念反映出人从动物中分离出来后的那种人类最初的情感。在中国文化视野中,人性与兽性之别强调的是人文、伦理层面的,禽兽等动物是无伦理道德可言的。孝这时蕴含的人伦观念,是中国传统道德的基础,而其他的道德规范都是由此引申、演绎、发展而来的。

历代帝王深知提倡孝道对于维护封建统治和宗法秩序的重要作用,一方面大力提倡和宣扬孝道,褒扬孝子,如官方修正史时设立《孝子传》等,为世人树立孝子榜样,推行“孝治天下”;另一方面采取法律措施,如惩罚“不孝”,举荐“孝廉”等,保障“孝治天下”的推行。自秦代以后,“不孝”被定为重大罪恶之一,不肯赡养甚至辱骂殴打父母或祖父母者,都要受到官府严厉惩罚,甚至处以绞刑和腰斩。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记载:某甲控告其子不孝,要求官府惩治,官府按其所告查办,“将其子断足,迁蜀边县,令终身毋得去迁所”。其后历朝都有对“不孝”作出惩治的法律条文,甚至更为具体严厉。统治者为了使孝伦理得到顺利推行,制定了大量的“惩治不孝”的法律条文,运用强制性手段来推行孝道,将“孝”的伦理思想渗透到了刑律之中。汉代推崇孝道,遵从“以孝治天下”,上至天子,下至官吏都对民众进行孝道教化。不仅制定实施惩罚“不孝”的法律条文,而且制定实施褒奖“行孝”的具体规定,以确保孝道的贯彻执行。其中“举孝廉”就是一项重要的组织制度,把“孝廉”作为选拔官员的一个科目,没有“孝廉”品德的人不能为官。统治者认为,一个连自己父母都不孝敬的人,不可能把老百姓当成父母“孝敬”;一个连基本家庭责任感都不具备的人,不可能对国家、对人民恪尽职守,认真负责,正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表达的递进关系不难理解。“举孝廉”的制度,虽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当时统治阶级与老百姓之间的尖锐对立,但也不失为一种缓和社会矛盾的巧妙方法。不可否认,原本仅具有伦理道德属性的孝道,又增添了许多法律色彩的意识形态因素,这样对孝道的推行更具有强制作用和保障意义。虽然用强制手段推行孝道,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国家的实质,扭曲了孝道本身的意义,但从对老百姓的生产、生活提供安定的社会环境的实际效果看,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孝的观念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它在历史长河中孕育、产生、发展,形成了内涵丰富的孝伦理体系,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孝文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孝伴随着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存在状态逐渐闪现出人性光彩和文明印记。尽管由于历史的局限,其中夹杂一些不良成分,但也掩盖不住它在历史文化中的文明光辉。即使在现代文明的今天,孝道强调的人际关系的和谐,强调的仁爱思想和对国家的忠诚意识,也是值得宣扬和提倡的。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这种孝道文明,是世界文明大花园中产生时间早,延续时间长,别具特色、绚丽夺目、常开常新的一朵鲜花,一朵中华文明之花,一朵社会和谐之花,一朵人民幸福之花,一朵国家富强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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