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国网事|你不一定认识他 但他的作品值得你一生仰视

2017-10-01 11:06:07 来源: 中国青年网 阅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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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49年7月15日,对赋闲在家的上海市民曾联松来说,注定是个影响他一生的日子。没有任何人能想到,一个低调谨慎的小职员,日后会设计出令数以亿计中国人、乃至全世界仰视的作品。那一天,他看到了报纸上刊登的新中国国

1949年7月15日,对赋闲在家的上海市民曾联松来说,注定是个影响他一生的日子。

没有任何人能想到,一个低调谨慎的小职员,日后会设计出令数以亿计中国人、乃至全世界仰视的作品。

那一天,他看到了报纸上刊登的新中国国旗征稿启事。

自小酷爱书画的曾联松心动了,他想设计一面国旗。

转念一想,他又苦笑着摇摇头。

中国那么大,人才那么多,徐悲鸿、梁思成、林徽因等大师级人物就在北京,轮得到我吗?

1949年7月15日起《人民日报》连续多日刊登公开征集国旗方案消息。

一、完美五星

公元1949年,九月的北平清爽多风。中国共产党就要在这里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共同协商建国事宜了。

百废待兴,有太多事情等待他们在这次盛会上去商定,其中就包括在2992幅应征方案中为新中国选定一面国旗。

在国旗问题上,毛泽东力求完美,坚持要一致通过才“圆满”。

此前,张治中问过毛泽东:

“现在大家都在议论国旗图案,你的意见呢?”

毛泽东答道:“我同意一颗星加一条黄河的。”

图为大多数人起初比较中意的国旗方案

“我反对用这个图案。”张治中耿直地反对,“红色是代表国家和革命的,中间这一杠,把红旗劈为两半,不变成分裂国家、分裂革命了吗?同时,以一杠代表黄河也不科学,像孙猴子的金箍棒。”

“这倒是一个问题,不过不少人很主张用这一图案,并且也举了很多的理由,我再约大家来研究。”毛泽东很重视张治中的较真,“一定要选一幅让大家都觉得满意的。”

1949年9月25日晚上,中南海丰泽园内,毛泽东、周恩来召集郭沫若、沈雁冰、黄炎培、陈嘉庚、张治中等代表一起协商讨论国旗方案。

毛泽东讲了张治中的意见,并表态:一星一河旗的方案反对者不多,程序上要通过是没问题的。但是这样不够圆满,一定要选一幅让全场一致通过的才好。

田汉相中了一个方案,他已经前前后后端详了好多次,这个方案是这样的:

图为曾联松设计的“五星红旗”原稿

田汉对毛泽东说:“这是一幅很理想的画面,只是上面的镰刀斧头是否必要?”

毛泽东看着图稿,眼前一亮:“这张不错,不错,镰刀斧头可以去掉。”

抽掉大星中的镰刀斧头,既可以使图案更加简化,又避免给人以模仿苏联国旗的感觉。

其他众人见了,也觉得好,基本达成了共识。

但有三位代表对五颗星的书面解释提出了看法:四颗小星代表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假如国家将来进入社会主义,国旗是不是还要改?

“那我们把说明改一改,不说四颗小星代表四个阶级,”毛泽东说,“我看这个五星红旗好,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了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共同斗争取得的,这是中国革命的历史事实。今后还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我看这个图案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实际,表现了我们革命人民大团结。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因此,现在也好,将来也好,又是团结,又是革命。”

梁思成表示赞成:“五星红旗图案很好,多星代表人民大团结,红底代表革命,表示革命人民大团结。”

27日,周恩来将五星红旗图案展开在主席台上,大家热烈鼓掌,并举手表决,一致通过。

千里之外,不知道曾联松有没有打喷嚏:

8月中旬就把设计好的国旗方案投寄给新政协筹备会了,到现在还没个信儿哪……

二、千古流芳

曾联松老先生

1949年9月29日,报纸上、广播里,刊播了新国旗的说明报道。

跟自己的设计稿太像了,又不完全相同。

看了出炉的国旗,曾联松惊喜、疑惑。他为人低调,在百分之百确定之前,绝不提此事。

直到1950年9月,曾联松收到了建国1周年的观礼请柬,编号是“台右97号”。老婆孩子才知道,他设计的国旗方案被国家采用了。

11月,他接到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办公厅来函:

“曾联松先生:你所设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业已采用。兹赠送人民政协纪念刊一册,人民币500万元,分别交邮局及人民银行寄上,作为酬谢你对国家的贡献,并致深切的敬意。”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办公厅给曾联松的来函档案照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办公厅给曾联松的寄款档案照

曾联松的回信档案照

当时的500万元是旧币,约合新币500元。

当初自己设计国旗,妻子每天清晨都要扫出满满一簸箕碎纸。“暖男”曾联松投桃报李,用奖金给妻子买了一块手表,又买了些米,还了债务,这钱就花完了。

此前在打算投稿的时候,他的学生还觉得老师有点天真——这是一国之旗啊老师!怎么会由小百姓来画呢?

好友也跟曾联松说,国旗不是文章投稿,这是共产党打的天下,还由你来画国旗了?恐怕早就定好了。

古人早就这么想,话说起来文气些——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

但中国共产党不按套路出牌:国家大事,与每一位国人都有关。

曾联松低调,但国家与人民始终没有忘记他。

1979年国庆,曾联松再次受邀登上天安门观礼台。

1999年,83岁的老人第五次中风,病危卧床。医院特制了电动的小型国旗,安置在他床边桌上。当年国庆,经曾联松在病床上亲笔签名的五星红旗,高高地飘扬在天安门广场上空。

床边的五星红旗也缓缓升起,老人家欣慰地笑了。

18天后,曾老先生在上海病逝。

新中国的国旗,就这样由一位职员之手画出,后经中国共产党及众多民主党派、各界民主人士反复磋商讨论,千呼万唤始出来。

这是执政党、民主党派、人民大众集体协商、群策群力的缩影。

看懂了这些,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年一穷二白,又给不了高官厚禄的中国共产党,却能吸引民主党派、各界人士和广大劳动人民共画同心圆,同心同德去筚路蓝缕,建设新的中国。

六十多年后,习近平总书记说得更加透彻:

“要用好政党协商这个民主形式和制度渠道,有事多商量、有事好商量、有事会商量,通过协商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

本文档案资料参考自中央档案馆、《人民日报》及人民政协网

(作者:档案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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