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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多年执教经验的南开大学教授苏宜最初有点不敢相信，一门关于遥远太空的课程，会有这样切近的作用。
一名学生给苏老师写信说，听了您的“天文学概论”，我看到了浩瀚的宇宙，心胸一下子开阔了——该生因此打消了自杀的念头，走出了阴影。
听说此事后，国家级教学名师、南开大学数学学院教授顾沛感慨地说，科学课程不仅培养人的科学观，而且对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养成也影响颇深。
近年来，大学生科学素养欠缺的问题一直受到高等教育工作者们的关注，社会上关于在高校开设科学课的呼声也不断。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科学教育在高校的开展却一直是“雷声大雨点小”。
开一门科学素质课要“求爷爷告奶奶”
近日，在教育部高教司主办，南开大学、科学出版社承办的“科学素质教育课程骨干教师高级研修班”上，北大、清华等50多所高校的100多名一线教师和教育工作管理者，呼吁要正视解决公共课“重文轻理”的问题。
在这些大学的课程表上，无论综合大学还是专业院校，无论名牌大学还是普通院校，公共选修课姓“文”的多，姓“理”的少之又少。
研修班的通告，简单概括了这一现象：“近年来，不少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已经不满足于仅仅开设一些人文、艺术类课程，而是希望同时开设一批科学素质教育课程，真正做到科学素质教育与人文素质教育比翼齐飞，做到两者的有机融合。但是，有关高校在组织理工科教师开授科学素质教育课程时却常常遇到困难。本次研修班希望在这方面交流经验，集思广益。”
“我最不愿意做校领导的工作，求爷爷告奶奶的。”提起开课的阻力，一名教师向同行诉苦。
有人接话：“领导的素质是关键。”
还有人提议：“我们大家是不是能够抱成一团，产生更大影响。”“真想有个自己的组织，自己的家。”
“一般是校长重视什么，学校就重视什么。上面评估什么，我们就抓什么。”一名教师告诉记者。
有时，领导头脑一热支持了，师生也不见得领情。记者从多位教师那里听到了一个笑谈：有位大学校长到一所名牌大学考察，偶然接触到该校的“科学史”课程，赞不绝口。回校后，他要求将这门课程列为全校所有专业的公共必修课。当时学校并不具备这样的师资条件，只好派人到一个科学史教学研讨会上猛发招聘广告。
“我觉得这有点冲动。选修课要定期调整，但不能像到商场购物一样，随心所欲，想到哪儿是哪儿，学校要有理性的考虑，充分的论证。”一位年轻教师说，“无论如何，不能把外校的版本直接移植过来。”
北京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的杨卫图老师，这次特地来向南开大学教授李建珊讨教“世界科技文化史”的开课经验。“我们是理工科学校，学生注重自然科学知识，但缺少科技史背景。”他告诉记者，也许不久之后北京交通大学也将开课，学校已经意识到了这门课的重要性。
理工科教师开公选课吃力不讨好
谈起科学素质教育，许多老师口气里带着悲观，“边缘化”是他们常用的词。广西的一位大学教师说，科学课程得到重视的可能性太小了，有职称评定的因素，也有师资、领导理念的因素等。
“这是傻子才愿意干的事儿。”一位名校的学术带头人告诉记者。
他说，自己组织开了一门全校公共课，但在系里就得不到理解，因为“这是给全校开的，又占着系里的师资，还记着系里的工作量”，教师的课时费问题为此拖到现在也没得到很好解决。
顾沛当过9年的南开大学数学学院主管教学的副院长和常务副院长，他的公共课“数学文化”和专业课“抽象代数”，都是国家级精品课程。就是这位国家级教学名师，也坦言在组织专业教师开授通识课程时遭遇过困难。
“文化素质教育课程大多数是人文或艺术类的课程。以科学素质教育为主体的文化素质教育课程数量不多，总体质量不高，仍然是困扰文化素质教育课程发展的瓶颈。”
据顾沛教授分析，理工科专业教师开设科学素质类课程，不够了解又不够擅长，同时还要遭遇吃力不讨好的尴尬。
“数学老师讲‘数学分析’可能轻车熟路，但是要讲一门文化素质教育课程非常困难。”顾沛说，主观方面的障碍是，理工科专业教师对于文化素质教育不够了解，“许多人仅仅听说过这个词，多半局限在‘知识’这一层面上”。另一方面，专业教师对文化素质教育课程不够擅长，即使是以本专业内容为基础开授此类课程，往往也会无所适从，困难很大。
而客观方面的障碍主要是，文化素质教育课程对专业教师的专业成长促进不大。专业教师的专业成长，一般是指在本专业教学和科研上的业务成长。而科研成绩往往通过发表论文来体现，常常被看作硬指标；教学成绩则通过教学效果和学生成才来体现，常常被看作软指标。多数人首先考虑在科研上的投入，然后才考虑在教学上的投入。对后者又首先考虑研究生(Q吧) 教学，然后才考虑本科教学。因此，“教师往往把开授这类课程作为一种额外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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